去年十月的一天，幾米帶了一大疊畫稿走進了我們辦公室。
然後，他站在那裡，一頁一頁地翻過，講起一個故事。

天使在地下鐵入口跟我說再見的那一年， 我漸漸看不見了。
15歲生日的秋天早晨， 下著毛毛雨，
我餵好我的貓， 六點零五分， 走進地下鐵。

影像在眼前映過。
我們就跟著他的地下鐵駛過，和那個女孩子一起。
都市的轉角、直線、地下、天空、入口、出口，序然展卷，以綺麗的氣味、聲音、色彩，演化出我們曾經想過，或未曾想過的世界與光影。
《地下鐵》的英文書名是 Sound of Colors ── 顏色的聲音。
的確可以聽見。

我第一次見到幾米，是兩年前在重慶南路一家書店的樓上餐廳。他送了我一本當時新出不久的《向左走，向右走》。
當天晚上我就想寫一封信向他致意，表達一個讀者的喜愛，但是找不到他給我留的email地址，於是就擱下來了。
後來看到他的作品在書店裡有越來越好的展示，也聽說銷售數字一再上升到很驚人的數字，心裡相當高興。

台灣的出版市場，有一些特殊現象。
其中之一，是長期以來，書店裡比較缺少藝術的書，或是以繪畫與影像表現為主的書。我們不是沒有人出版這些書，但這種書大多以套書形式出版，銷售管道也主要在直銷與郵購通路上；單本單本的，在書店裡可以買到的，反而少見。形成這種現象，有很多原因。其中我自己覺得很值得重視的一點，和我們的居住環境有關。

Art Books，或是說Graphic Books，在國外也時常說是Coffee Table Books。意思就是放在起居室裡，適合和家人一起喝下午茶時閱覽的書。以台灣的居住環境而言，起居室Living Room，太奢侈了。
我們沒有起居室，或者說我們生活空間的侷促，和書店有很長一段時間不重視繪畫與影像表現的書，兩者是有呼應關係的。

這幾年來，幾米的書，大家已經很常說的繪本，開始在書店裡有那麼好的陳列，受到讀者的熱愛，顯示的應該不只是某一種類別的書暢銷，某一位作者的書暢銷而已。我覺得背後也可能隱含著我們的環境在起一種變化的意思。不論是書店的環境，還是我們居住的環境。

不同的書，應該有不同的閱讀空間。有的書適合在書房裡讀，有的書適合在辦公室裡讀，有的書適合在飛機上讀，有的書適合在公園的草地上讀，有的書，只適合在自己家裡一個最舒服最自在的角落裡讀。最好，那個角落裡還能灑進一些陽光，或者，照下一盞燈光。

幾米的書，就應該是在這樣一種空間裡閱讀的。
因此，我們的環境，應該在往一個更有餘裕的方向轉變 ── 空間的餘裕，心情的餘裕。
這是我說高興的原因。

去年九月開始，我和幾米有了進一步的聯絡。我開始不只是一個讀者和旁觀者，也成為他作品的出版者和參予者。
十一月，大塊出版了《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
這本書受熱愛的程度，讓我又印證了一些想法。
編輯設計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在一件事情上考慮了一陣：開本。

不同的書，應該有不同的閱讀空間；不同的書，也應該有不同的設計開本，或尺寸。以文字來傳達各種知識、思想、休閒的書，也許以25開和32開就可以充分表現，但是以繪畫和影像來表現的書，最好還是根據創作本身適合表現的方式來決定開本。

幾米過去的書，一直都不同於25開和32開，可以說是有個「幾米的開本」。設計《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的時候，我們卻面臨了兩個選擇，一個是繼續走「幾米的開本」，一個是打破「幾米的開本」，另外針對《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再設計一個比較小的開本。前者穩妥，後者自在。幾經考慮，我們選擇了後者。這個決定開始的時候也面臨過一些疑問，但讀者作了最後的裁決。大家樂於擁抱一個完全不同開本的幾米作品，不只是在接納幾米新的面貌，幫自己，也幫幾米走出了另一個框框。

於是，《地下鐵》這本書，又是一個全然不同的開本。遠比幾米以前任何作品的開本都大。
這個大開本，最適合表現幾米創作長達一年的這部作品。把空間向下，向上，向左，向右延伸；把想像向顏色，向聲音，向明暗，向心靈延伸的作品。
那天下午他翻動一頁頁的畫作，把那個女孩子的故事展現在我的面前，最後到Ending結束，我可以體會到他自己這麼長時間裡的另一段旅程。
一站一站走下去的尋覓，一站一站走出來的驚奇，在幾米幾近工筆的繪畫裡，那是多重心情的結合。
等待、絢麗、從容的結合。

我沒法形容《地下鐵》是本什麼樣的書。
但我可以告訴你：第一次讀完這本書的原稿，我們都鼓掌了。
現在這本書要出版，因此我記下這些心情。

視覺無疑是人類與世界溝通最直接、最優先的管道，張開眼你就無法不看見。但看見等同於知覺、等同於發現、更等同於認識與瞭解嗎？具先見之明的智者早備妥了答案：「你只看見自己想要看見的。」目盲（官能的）與盲目（心理的）有如雙人舞錯位的弔詭互動，每每成為文學家見獵心喜的取材目標，《風蕭蕭》小說家徐訏五○年代就相中盲女角色，編織出悲劇收場的愛情傳奇《盲戀》（正中版）。外貌醜陋的男主角因心靈相通得到失明女郎的青睞，《盲戀》故事中徐訏不改他哲思的一貫特色，透過男主角之口直指「視覺是驕傲、自私、愚蠢、庸俗的來源」：「假如你有視覺，你對於天賦的美麗會驕傲，你看到我的醜陋會輕視與厭憎；你會聽憑視覺欺騙你自己的智慧，你會愛好表面漂亮、內容空虛的東西，你會被一切物質所誘惑……」埋下伏筆。不懂音樂只想知道「雲到底是什麼樣一種東西」的美麗盲女，選擇恢復視力看見她摯愛的男人，終究逃不過命運的捉弄，用安眠藥自殺，劃開明眼人與盲者鴻溝般無從跨越的兩個世界。

到底悲劇賺人眼淚，不過法國作家Gilles Perrault一九七四年用甜中帶酸的輕喜劇文體，把另一位令人過目不忘的樂觀盲女羅拉推到讀者眼前。Perrault的《盲愛》照舊不由帥哥擔綱，男主角傑可仕‧貝尼爾是個平凡無奇的高中教師，中年微禿、離婚，「只敢在自己浴室鏡子前面搔首弄姿」，中規中矩像生產機器上的小齒輪。脫出生活常軌的那一天，他在電影院裡意外邂逅了羅拉。

絲毫沒有盲人理當避居社會暗角偷生的刻板印象，《盲愛》中的羅拉好像是專為「活出自己」說法打造的健康勵志典型，她不但看電影、開車、逛百貨公司美術館，更用手指做雷達、觸覺替代眼睛為闖進她生命的男人畫素描。一個泰然自若又充滿自信的殘障楷模，旁人問她：「如果你看不見，你眼前是不是一片漆黑？」她的回答耐人尋味：「我並不把一切看成漆黑，黑也是一種顏色，可是我看不見顏色。」她巧妙藉觸覺做比喻，「你用手去摸，東西硬的時候你知道，軟的時候你知道，冷或熱你可以分辨。你的手是看不見的，你當然不會說你的手『看見』黑色。」

難以判分這樣微妙的感觸是出自作者慧心的揣摩或是失明人士的切身經驗，但盲者的確並非棲身在黑暗中，拉美小說大家波赫士就坦言最令瞎子想念的顏色是黑與紅。醫學標準將視障者區分為全盲與弱視，逐漸繳回視力特權的弱視者相較之下還是幸運兒，波赫士就發願：「既然我已失去形象的世界，我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一個足以替代我實際上已經失去的可見的世界。」不以淒涼的心情看待失明，反倒坦然當成一種生活的方式，不只波赫士於失明之後持續學術研究與創作，米爾頓晚年全盲後完成了扛鼎之作《失樂園》，「我要為後代留點什麼，讓他們不會輕易自暴自棄」。失明的缺憾訓練了他的記憶力，收之桑榆的他每每默記四、五十行詩句，等訪客來再覆誦出請人記下。

克服萬般艱困意欲活得像正常人的顛躓，讓盲人寫作，尤其是講述個人身世遭際的作品，成為強心針般提振精神的勇氣之書、光明之書。《海倫凱勒自傳》中令人難忘的一幕，分明是蘇莉文老師在嘩嘩水柱中，教壞脾氣的海倫凱勒理會「水」（Water）字意義的神奇剎那：「這活的字驚醒了我的心靈，給予光明、希望、喜樂，使心靈得以釋放！是的，以後還是有障礙，但遲早可以掃除。」前行者海倫凱勒為盲人福利開路，給同病人激發自我潛能增加了助力。本地書市陸續引進兩本國外盲人創作：史蒂芬‧庫希斯托（Stephen Kuusisto）《盲人的星球》（大塊文化版）與侯約翰（John Hull）《盲人心靈的祕密花園》（晨星版），現身說法向同病相惜的前輩看齊。

自名校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畢業，現任紐約州「導盲之眼」導盲犬學校學生輔導主任的庫希斯托，因為早產睡保溫箱造成視障，低於零點一的視力，「如果字印得夠黑夠大，我把鼻子靠在紙上，也許還讀得出一點東西」，世界對他像霧裡的抽像畫，像躺在冰封的洞中仰望銀亮的太陽。他吸毒般奮不顧身地冒險騎單車上街，他用優異的學業成績掩蓋內心的羞辱，他不帶手杖隻身到馬德里美術館瞻仰大師哥雅油畫，他瘋狂愛詩，說是「難以理清的負擔」，在愛荷華大聲朗讀詩作，一路跌跌撞撞目的只是為驅離僵化的敵意和迷思：「盲，是另一種音樂，如同匈牙利音樂家巴爾托克心中的單簧管獨奏。盲人星球上，人們在無風的六月夜裡，聽得到星星的聲音。」

相較庫希斯托，侯約翰的世俗成就更高：全英第一位宗教教育學教授，一九九０年更出任英國伯明罕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事實上，十三歲因白內障失去一眼視力，一九八三年四十八歲更雙目全盲，這位放棄了舊宇宙，卻不知可否在新世界重生的教育學者，有三年世界如掉入迷宮沒有出路：「在夢中一切栩栩如生，我可以清楚看見；醒來全自眼前消失。我寧願一直留在看得見的夢中。」兜轉三年，他終於接受妻子建議，把「盲是一個孤立、自成一體的世界」想法，用錄音機登載成書，試圖把失明的烙印轉變成關愛的呼喚。他出書為了告訴世界：「我一直認為自己不是盲人，只是個看不見的明眼人。」盲的隱喻、盲的象徵、盲的典型，波赫士盲先知般發言：「失明不完全是一種不幸，而是一種天賦，是命運或造化奉送給我們的眾多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