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的一天，幾米带了一大叠画稿走进了我们办公室。
然后，他站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过，讲起一个故事。

天使在地下铁入口跟我说再见的那一年， 我渐渐看不见了。
15岁生日的秋天早晨， 下着毛毛雨，
我喂好我的猫， 六点零五分， 走进地下铁。

影像在眼前映过。
我们就跟着他的地下铁驶过，和那个女孩子一起。
都市的转角、直线、地下、天空、入口、出口，序然展卷，以绮丽的气味、声音、色彩，演化出我们曾经想过，或未曾想过的世界与光影。
《地下铁》的英文书名是 Sound of Colors ── 颜色的声音。
的确可以听见。

我第一次见到幾米，是两年前在重庆南路一家书店的楼上餐厅。他送了我一本当时新出不久的《向左走，向右走》。
当天晚上我就想写一封信向他致意，表达一个读者的喜爱，但是找不到他给我留的email地址，于是就搁下来了。
后来看到他的作品在书店里有越来越好的展示，也听说销售数字一再上升到很惊人的数字，心里相当高兴。

台湾的出版市场，有一些特殊现象。
其中之一，是长期以来，书店里比较缺少艺术的书，或是以绘画与影像表现为主的书。我们不是没有人出版这些书，但这种书大多以套书形式出版，销售管道也主要在直销与邮购通路上；单本单本的，在书店里可以买到的，反而少见。形成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其中我自己觉得很值得重视的一点，和我们的居住环境有关。

Art Books，或是说Graphic Books，在国外也时常说是Coffee Table Books。意思就是放在起居室里，适合和家人一起喝下午茶时阅览的书。以台湾的居住环境而言，起居室Living Room，太奢侈了。
我们没有起居室，或者说我们生活空间的局促，和书店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重视绘画与影像表现的书，两者是有呼应关系的。

这几年来，幾米的书，大家已经很常说的绘本，开始在书店里有那么好的陈列，受到读者的热爱，显示的应该不只是某一种类别的书畅销，某一位作者的书畅销而已。我觉得背后也可能隐含着我们的环境在起一种变化的意思。不论是书店的环境，还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不同的书，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空间。有的书适合在书房里读，有的书适合在办公室里读，有的书适合在飞机上读，有的书适合在公园的草地上读，有的书，只适合在自己家里一个最舒服最自在的角落里读。最好，那个角落里还能洒进一些阳光，或者，照下一盏灯光。

幾米的书，就应该是在这样一种空间里阅读的。
因此，我们的环境，应该在往一个更有余裕的方向转变 ── 空间的余裕，心情的余裕。
这是我说高兴的原因。

去年九月开始，我和幾米有了进一步的联络。我开始不只是一个读者和旁观者，也成为他作品的出版者和参予者。
十一月，大块出版了《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
这本书受热爱的程度，让我又印证了一些想法。
编辑设计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在一件事情上考虑了一阵：开本。

不同的书，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空间；不同的书，也应该有不同的设计开本，或尺寸。以文字来传达各种知识、思想、休闲的书，也许以25开和32开就可以充分表现，但是以绘画和影像来表现的书，最好还是根据创作本身适合表现的方式来决定开本。

幾米过去的书，一直都不同于25开和32开，可以说是有个“幾米的开本”。设计《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的时候，我们却面临了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走“幾米的开本”，一个是打破“幾米的开本”，另外针对《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再设计一个比较小的开本。前者稳妥，后者自在。几经考虑，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个决定开始的时候也面临过一些疑问，但读者作了最后的裁决。大家乐于拥抱一个完全不同开本的幾米作品，不只是在接纳幾米新的面貌，帮自己，也帮幾米走出了另一个框框。

于是，《地下铁》这本书，又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开本。远比幾米以前任何作品的开本都大。
这个大开本，最适合表现幾米创作长达一年的这部作品。把空间向下，向上，向左，向右延伸；把想像向颜色，向声音，向明暗，向心灵延伸的作品。
那天下午他翻动一页页的画作，把那个女孩子的故事展现在我的面前，最后到Ending结束，我可以体会到他自己这么长时间里的另一段旅程。
一站一站走下去的寻觅，一站一站走出来的惊奇，在幾米几近工笔的绘画里，那是多重心情的结合。
等待、绚丽、从容的结合。

我没法形容《地下铁》是本什么样的书。
但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次读完这本书的原稿，我们都鼓掌了。
现在这本书要出版，因此我记下这些心情。

视觉无疑是人类与世界沟通最直接、最优先的管道，张开眼你就无法不看见。但看见等同于知觉、等同于发现、更等同于认识与了解吗？具先见之明的智者早备妥了答案：“你只看见自己想要看见的。”目盲（官能的）与盲目（心理的）有如双人舞错位的吊诡互动，每每成为文学家见猎心喜的取材目标，《风萧萧》小说家徐訏五○年代就相中盲女角色，编织出悲剧收场的爱情传奇《盲恋》（正中版）。外貌丑陋的男主角因心灵相通得到失明女郎的青睐，《盲恋》故事中徐訏不改他哲思的一贯特色，透过男主角之口直指“视觉是骄傲、自私、愚蠢、庸俗的来源”：“假如你有视觉，你对于天赋的美丽会骄傲，你看到我的丑陋会轻视与厌憎；你会听凭视觉欺骗你自己的智慧，你会爱好表面漂亮、内容空虚的东西，你会被一切物质所诱惑……”埋下伏笔。不懂音乐只想知道“云到底是什么样一种东西”的美丽盲女，选择恢复视力看见她挚爱的男人，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用安眠药自杀，划开明眼人与盲者鸿沟般无从跨越的两个世界。

到底悲剧赚人眼泪，不过法国作家Gilles Perrault一九七四年用甜中带酸的轻喜剧文体，把另一位令人过目不忘的乐观盲女罗拉推到读者眼前。Perrault的《盲爱》照旧不由帅哥担纲，男主角杰可仕．贝尼尔是个平凡无奇的高中教师，中年微秃、离婚，“只敢在自己浴室镜子前面搔首弄姿”，中规中矩像生产机器上的小齿轮。脱出生活常轨的那一天，他在电影院里意外邂逅了罗拉。

丝毫没有盲人理当避居社会暗角偷生的刻板印象，《盲爱》中的罗拉好像是专为“活出自己”说法打造的健康励志典型，她不但看电影、开车、逛百货公司美术馆，更用手指做雷达、触觉替代眼睛为闯进她生命的男人画素描。一个泰然自若又充满自信的残障楷模，旁人问她：“如果你看不见，你眼前是不是一片漆黑？”她的回答耐人寻味：“我并不把一切看成漆黑，黑也是一种颜色，可是我看不见颜色。”她巧妙藉触觉做比喻，“你用手去摸，东西硬的时候你知道，软的时候你知道，冷或热你可以分辨。你的手是看不见的，你当然不会说你的手‘看见’黑色。”

难以判分这样微妙的感触是出自作者慧心的揣摩或是失明人士的切身经验，但盲者的确并非栖身在黑暗中，拉美小说大家波赫士就坦言最令瞎子想念的颜色是黑与红。医学标准将视障者区分为全盲与弱视，逐渐缴回视力特权的弱视者相较之下还是幸运儿，波赫士就发愿：“既然我已失去形象的世界，我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足以替代我实际上已经失去的可见的世界。”不以凄凉的心情看待失明，反倒坦然当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不只波赫士于失明之后持续学术研究与创作，米尔顿晚年全盲后完成了扛鼎之作《失乐园》，“我要为后代留点什么，让他们不会轻易自暴自弃”。失明的缺憾训练了他的记忆力，收之桑榆的他每每默记四、五十行诗句，等访客来再覆诵出请人记下。

克服万般艰困意欲活得像正常人的颠踬，让盲人写作，尤其是讲述个人身世遭际的作品，成为强心针般提振精神的勇气之书、光明之书。《海伦凯勒自传》中令人难忘的一幕，分明是苏莉文老师在哗哗水柱中，教坏脾气的海伦凯勒理会“水”（Water）字意义的神奇刹那：“这活的字惊醒了我的心灵，给予光明、希望、喜乐，使心灵得以释放！是的，以后还是有障碍，但迟早可以扫除。”前行者海伦凯勒为盲人福利开路，给同病人激发自我潜能增加了助力。本地书市陆续引进两本国外盲人创作：史蒂芬．库希斯托（Stephen Kuusisto）《盲人的星球》（大块文化版）与侯约翰（John Hull）《盲人心灵的秘密花园》（晨星版），现身说法向同病相惜的前辈看齐。

自名校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现任纽约州“导盲之眼”导盲犬学校学生辅导主任的库希斯托，因为早产睡保温箱造成视障，低于零点一的视力，“如果字印得够黑够大，我把鼻子靠在纸上，也许还读得出一点东西”，世界对他像雾里的抽象画，像躺在冰封的洞中仰望银亮的太阳。他吸毒般奋不顾身地冒险骑单车上街，他用优异的学业成绩掩盖内心的羞辱，他不带手杖只身到马德里美术馆瞻仰大师哥雅油画，他疯狂爱诗，说是“难以理清的负担”，在爱荷华大声朗读诗作，一路跌跌撞撞目的只是为驱离僵化的敌意和迷思：“盲，是另一种音乐，如同匈牙利音乐家巴尔托克心中的单簧管独奏。盲人星球上，人们在无风的六月夜里，听得到星星的声音。”

相较库希斯托，侯约翰的世俗成就更高：全英第一位宗教教育学教授，一九九０年更出任英国伯明罕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事实上，十三岁因白内障失去一眼视力，一九八三年四十八岁更双目全盲，这位放弃了旧宇宙，却不知可否在新世界重生的教育学者，有三年世界如掉入迷宫没有出路：“在梦中一切栩栩如生，我可以清楚看见；醒来全自眼前消失。我宁愿一直留在看得见的梦中。”兜转三年，他终于接受妻子建议，把“盲是一个孤立、自成一体的世界”想法，用录音机登载成书，试图把失明的烙印转变成关爱的呼唤。他出书为了告诉世界：“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盲人，只是个看不见的明眼人。”盲的隐喻、盲的象征、盲的典型，波赫士盲先知般发言：“失明不完全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天赋，是命运或造化奉送给我们的众多工具之一。”